“顷游京师，求谒先达之门，每听欧阳文忠公、司马温公、王荆公之论，于行义文史为多，唯欧阳公多谈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请：‘大凡学者之见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为欲闻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谕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是时苏明允父子亦在焉，尝闻此语。”

又有答孙子发书，多论《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编年体史书。司马光花了19年时间才编著而成。编书的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于是定名为《资治通鉴》。，其略云：

“温公尝曰：“吾作此书，唯王胜之尝阅之终篇，自余君子求乞欲观，读未终纸，已欠伸思睡矣。书十九年方成，中间受了人多少语言陵藉’”云云。此两事，士大夫罕言之，《浮休集》百卷，无此二篇。今豫章所刊者，附之集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