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与研究生谈读书。有研究生问我读书有什么经验、心得，我说了一句话十个字："养成好习惯，受益一辈子。"我这里说的"好习惯"不是指要养成爱读书、喜欢书的习惯。作为读书人，爱书、爱读书这是他（她）的本性使然，习惯成自然，因而用不着再说；我所说的"好习惯"，是指在读书过程中需要养成的一些习惯，这些习惯有益于提高读书质量，因而是"好的"习惯。积数十年读书之心得，我觉得有下列三方面的习惯是有益于读书的，应当养成的，故尔乐于说出来与大家共勉。

第一，不动钢笔不看书

我虽然出生在素有文化渊薮之称的浙江绍兴曹娥江畔，但我的父母亲远在外地做工，我从小所接触的亲属亲戚，不是做小生意的、打工糊口的，就是两脚泥杆一脸黑的农民。只有一个姨娘是公办小学教师，另有一个堂姑母是民办小学教师。这样的背景，注定我从小不可能拥有一个良好的读书氛围。我16岁初中毕业，先是当了将近三年的下乡知青，以后又当了三年兵，再以后当了七年铁路工人，青少年时代的这种坎坷生活经历，自然也注定我不可能成为一个读书种子。一直到"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我才有幸成为一名77级本科生，自此成了以书为谋生手段（读书—教书—写书）的读书人。

尽管我的出生背景与早年生活经历远离书本与书斋，但我从小却酷爱读书，只是苦于无钱买书，所以一直到我上大学，全部藏书也不过数十册，而且大多是普通读物。但我有一个习惯，不论看什么书，都爱动笔。"不动钢笔不看书"，从初中开始养成的这一习惯一直到现在依然"本性难移"。我信奉这样的观点：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知识在于积累。以前无钱买书，所读之书都是借来的，不能在他人或公家的书上随便划写，所以我就一边读书一边摘记。凡是阅读过程中感觉有教益的、有启示的、发人深省的、令我眼睛发亮的，我都把它们摘录下来，有词汇，有警句，有语录，有梗概，兴之所至，随读随记。记得多了，我又按内容不同，分类摘抄。这样的读书笔记从未间断过，到1977年参加高考时，大约记了二三十本。正因为有了这些积累，高考时前一天我还在车间上班（当时根本不准请假复习），第二天进考场一点不感觉恐慌，从容答题，顺利交卷。以后，经济状况有了改善，自己买的书越来越多，读书时除了摘录，更可以随心所欲在自己的书上又画又写，眉批、心得、重点、疑问什么都有。不论我走到哪里，我的口袋里永远揣着一支笔，为的就是读书时所用。虽说现在有了电脑上了网，从网上可以方便查阅资料，轻松下载文件，但我认为网上的东西还是不能算是自己的，只有自己用心读过了，用笔记过了（摘抄、批注、划线），这才算真正读过了书。"不动钢笔不看书"的最大好处是：看书时高度专注，不分心，记得牢，印象深。因而有的书看过多年以后，我也能从书中翻出某一页，找到某一段某一句。

第二，老老实实读原典

作为一个中国的读书人，有一些中国经典是一辈子必须要读的。十年前，我在西南师范大学任教时，曾应中文系学生之请，开过一个最低限度的必读书目：

一、中国文化元典《论语》、《孟子》———儒

《老子》、《庄子》———道

二、中国文学经典《诗经》、《楚辞》———中国文学两大流派之元典

《唐诗三百首》———古典诗歌高峰期之精选

《古文观止》———古代散文历代名篇之精选

《红楼梦》———古代小说压卷之作

三、现代文学精粹  鲁迅小说《阿Q正传》等

沈从文小说《边城》等

钱钟书长篇小说《围城》

我开的书目不多，仅十二种而已。我要求同学们能老老实实读完它们，而且要读原典。但使我伤心的是，我在数届毕业生中做过调查，真正读完过以上十二种原典的寥寥无几。更使我悲哀的是（后来在多所大学中文系请人做过调查），这十二种书有不少中文系的中青年教师也都没有读完过。这使我十分伤感。作为一个中文系师生，竟连代表着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精粹的这十二种图书都没读过，这怎么说得过去呢？当然话又说回来，不少学生其实都了解这些图书，有的还颇"精通"。但我一细问，原来他们大多是通过导读、快读、速读、缩写、节选、白话译本等名著"教辅读物"来了解这些书的。

这种不读原典走捷径的读法可以说已成了今日读书界的一个普遍现象。你不妨到书店去看看，各种形式的名著"教辅读物"真可谓琳琅满目。出版社大多打着"现代社会快节奏，没时间读大部头"的幌子，引导读者去看他们制作的导读、缩写之类的快餐读物。这些快餐读物自然也有其一定价值，也可以看看。但如果一味依赖快餐读物，不读原典原著，那就会得不偿失，不但感受不到原典原汁原味的精华、获取原典纯正纯粹的品质，而且会被快餐读物牵着鼻子走，它错你也错，它懒你也懒。更要命的是，不知不觉间会养成一种不读原典、投机取巧的不良习惯。

当今学界有一种十分浮躁、极不负责的现象：有的人撰写评论作家作品或学术著作的文章，速度惊人，根本不读原著，而是翻翻前言后记内容简介，或再从他人已发表的评说中节取相关内容，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大功告成。应当说，这种风气与不读原典的不良读书习惯有着直接关系。我想奉劝我的学生与年轻朋友，既然读书，就要老老实实读原典。老老实实读原典，实在是认认真真做学问的根本保证与前提。

第三，读书要杂，著述要专

作为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学生，切忌读书单一，光抱着自己本专业的书籍，对其他专业的书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经常接到联系考研考博的学生电话，问："除了招生简章上开列的参考书，还要不要再看其他书？"我每次接到这种电话，心里就想：这个考生没有希望了，攻研读博，光看几本专业参考书就够了吗？当然也会有这样的考生，他（她）把与专业考试相关的书背得滚瓜烂熟，别的书一概不看，所谓"只攻一门，三年必成"，果然以高分考取了。但这样的考生即使录取了，如果不改变读书单一的习惯，以后必然不会有什么出息。读书单一势必造成视阈短浅，知识结构单一。从事文学研究，一定要有历史的眼光，哲学的根底，美学的鉴赏能力，自然更要有卓越的文字表达能力，斐然成章，文笔优美。

孔子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搞文学的，无论是做研究还是创作，文字工夫是第一等重要的。为达此目的，就要求我们读的书一定要广，要杂，除了文学专业，常凡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学、语言学等方面的，以及现代科技、科普、科幻之类的图书，都应广泛涉猎。读书虽应广、杂，但我以为，做研究工作，动笔撰著，则应收缩鱼网，目标要专。要挖深井，不要挖池塘，认准一个目标，围绕一个方向，扎扎实实，深钻下去，深研下去，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在学界找准自己的立足之地，站稳脚跟。

总而言之，无论读书做学问，养成好习惯都是十分必要的，有益的，甚至会受益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教育实际上都是为了使受教育者养成习惯———有益于人心、人生、人世、人类社会健康向上的好习惯。养成好习惯，受益一辈子，做人如此，读书亦然。

作者：河马 转贴自：http://86118391.bokee.com/986138.html

(美国)王鼎钧

兵学家蒋百里说，想打胜仗你得“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套用他的句式，做读书人最好“生活条件与读书条件一致”，例如在大学里教书、做研究，有人发薪水供你读书，你读了一辈子书还可以领退休金。

一般人不是这样，时间精力都消耗在与书无缘的事务上。台北有位出名的小学校长，为了把学校办好，每天“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既然声名大噪，少不得被外面拉去开会、演讲、访问、赴宴，几乎没有时间和家人相处。有一天他忽然感慨之至，对我说：“我觉得我已经不识字了。”

所以我曾说我们用“残生”读书写作。古人也说“三余”读书，“夜者日之余，雨者晴之余，冬者岁之余”，“余”字比“残”字好看些。我们虽不种田，“三余”还是生活里常有的现象，尤其纽约的冬季漫长，风雪不少，户外的活动搁置，多些时间出来。我们还有第四余，“老者生之余”，退休后读生平未读之书，不无小补。

今天我们的问题不仅是可以读书的时间少，要读的书也实在太多。古人为了接近书，有雇给书香人家做书僮的，有嫁给藏书之家做媳妇的。那是另一番难以想象的光景。于今台湾这么一个“小地方”，有出版社三千家，依营运常轨，每个出版社每年总得出十本书，共计三万本。每年三万本书忽然来到你的手边眼前，好不令人手足无措，更何况，中国大陆又是多少出版社，每年又出版多少本书(若再把外书文书“联想”在一起，真是天旋地转了)?

我有一个朋友，喜欢看书，也喜欢买书。后来情况有变，他进了书店，东摸摸，西看看，空着手走出来，书太多，干脆不买了。他进了图书馆，东翻翻，西查查，叹口气走出来，书太多，他干脆不看了。浮生有涯，五色令人目盲，出版爆炸的压力实在大。听说，在台湾真有人(读书的人，写作的人)逃到停水断电面海负山之处，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不订报纸，也不知他是潇洒还是悲愤。有位学者说，佛教所以有禅宗，就是因为经典太多，读不完，读完了也读不通，索性来个“不立文字，起码证心源”。这个解释倒也很“人性”。

出版界对著作成品本有检核过滤的功能，它替读者把守大门，要过一关，你得够格。然后，批评家替读者把守二门，“选家”也是广义的批评家。现在出版家河海不择细流，批评家光棍不挡财路，读者买书只有靠运气。你进书店能否买到好书，有如搭计程车能否遇到好司机，进庙能否抽到好签。我常想，假如买书像买酒一样有多好!我不会喝酒，但我知道怎样一定买到好酒；我会看书，但我不知道怎样一定可以买到好书。

有人说，“读书”和“看书”不同，读书有方法，有目的，有成果，讲的是读书人的水准，不是书的水准。我们说读哲学系，读康德，不说看哲学系，看康德。告诉某作家“我读过你的书”或“我看过你的书”，一字之差，寓褒贬、别善恶。

中国有句老话“读书便佳”，指的是受正统教育，它的意思并非“不论看什么书都好”，而是“不论能否中举都好”，文凭无用之类的话，本来有理，后来我不信了，我留在中国大陆上的同学，高年级生读到大学毕业，低年级生读到高中毕业，以后遭际各有不同。在那样一个社会里，依然是大学毕业的人比中学毕业的人有较好的出路，即使是毛泽东，他也觉得大学毕业生比中学毕业生用处大一些。我在翻看同学录的时候，深深感到“读书便佳”这句话通过了有史以来最严酷的试炼。

你可以说“读书便佳”，不能说“看书便佳”，一如不能说“看电影便佳”。今天教育普及，看书是每个人的事，读书人仍然是特定的少数。有人强调读书凭兴趣、凭性情，我想他说的是看书，他写的书也很好看。今天作家出一本新书，斤斤计较的只是有没有人“看”，其志亦云小矣。有一次，我问一个写小说的朋友“近来读什么书”，他说：“我不读书，我写书给人家读。”又着实使我肉跳(附带记下：如果谁说他想做“总统”，我倒并不惊讶)。

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我想他是看书。诸葛亮读书但观大略，我想他也是看书，隐地在《一句话》扉页写下“风翻哪页，就读哪页”，正是为我等看书人立言。“读书”的情况大约应该像韩愈在《进学解》里噜噜嗦嗦说的那般模样。他们读，之后把心得写出来给我们看。我们看了之后再写，即不值一看了矣。所以，我们必须去读那本名为“人生”的大书，接通源头活水。

读书，书成全我们；看书，书惯纵我们。我是看书人，这半辈子算是被书惯坏了，有点遗憾，并不后悔。世界上，除了看书，还有谁能这样顺应我们、尊重我们呢?除了书，还有什么能这样揣摩我们的需要、一心一意为我们而存在呢。“拥书权拜小诸侯”!不仅是用“书城坐拥”的典故而已。这些书把它的细腻体贴交给我们，同时并在暗中矮化了我们。上帝既然这样安排了，也罢，也好。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昧的无过于朱熹。《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间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径。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

“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而且“注”也能背涌，只有“疏”不尽记得，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复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辨证》的序录中说：“董遏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经典作品大致都已经过古人和今人的一再整理，我们早已比古人占许多便宜了。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从前芝加哥大学有“伟大的典籍”(Great Books)的课程，也是要学生精熟若干经典。近来虽稍松弛，但仍有人提倡精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之类的作品。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作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须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这里需要训练自己的判断能力：哪些学科和自己的专业相关?在相关各科之中，我们又怎样建立一个循序发展的计划？各相关学科之中又有哪些书是属于“必读”的一类？这些问题我们可请教师友，也可以从现代人的著作中找到线索。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给我们的特殊便利。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

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厓来厓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什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如果“虚心”是不可能的，读书的结果只不过各人加强已有的“主观”，那又何必读书呢?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这是邓实在1904年说的话)，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宫，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缺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读书得见书中的“缺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今天读中国古书确有一层新的困难，是古人没有的：我们从小受教育，已浸润在现代(主要是西方)的概念之中。例如原有的经、史、子、集的旧分类(可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标准)早已为新的(也就是西方的)学科分类所取代。人类的文化和思想在大端上本多相通的地方(否则文化之间的互相了解便不可能了)，因此有些西方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入中国学术传统之中，化旧成新。但有些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概念，在中国找不到相当的东西;更有许多中国文化中的特殊的观念，在西方也完全不见踪迹。我们今天读中国书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观念来穿凿附会，其结果是非驴非马，制造笑柄。

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于读古书的，最好是尽量先从中国旧传统中去求了解，不要急于用西方观念作新解。中西会通是成学之后，有了把握，才能尝试的事。即使你同时读《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也只能分别去了解其在原有文化系统中的相传旧义，不能马上想、“合二为一”。

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其实今天中文世界里的有些“新见解“，戳穿了不过是捡来一两个外国新名词在那里乱翻花样，不但在中国书中缺乏根据，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脉络。

中国自唐代韩愈以来，便主张“读书必先识字”。中国文字表面上古今不异，但两三千年演变下来，同一名词已有各时代的不同涵义，所以没有训话的基础知识，是看不懂古书的。西方书也是一样。不精通德文、法文而从第二手的英文著作中得来的有关欧洲大陆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不可靠的。

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

美国是一个市场取向的社会，不变点新花样、新产品，便没有销路。学术界受此影响，因此也往往在旧东西上动点手脚，当作新创造品来推销，尤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然。不过大体而言，美国学术界还能维持一种实学的传统，不为新推销术所动。今年5月底，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了一次审查中国现代史长期聘任的专案会议。其中有一位候选者首先被历史系除名，不加考虑。因为据昕过演讲的教授报告，这位候选者在一小时之内用了一百二十次以上“discourse”这个流行名词。哈佛历史系的人断定这位学人太过浅薄，是不能指导研究生作切实的文献研究的。我昕了这番话，感触很深，觉得西方史学界毕竟还有严格的水准。他们还是要求研究生平平实实地去读书的。

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相传的读书传统，一直到30年代都保持未变。据我所知，日本汉学界大致也还维持着这一朴实的作风。我在美国三十多年中，曾看见了无数次所谓“新思潮”的兴起和衰灭，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至少有少数“读书种子”，能维持着认真读中国书的传统，彻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至于大多数人将为时代风气席卷而去，大概已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是我决不是要提倡任何狭隘的“中国本土”的观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态。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缪钺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史家，又是诗人、书法家。缪钺先生毕生笔耕不止，育人不辍，是一位深受人敬爱的教育家。

先生治学执教60 年，学识淹贯，经验丰富，不少刊物编辑、青年学人，来请教治学之道。先生总结毕生经验，提出三个结合作为治学的蕲向。这三个结合是：论史结合，文史结合，古今结合。先生阐述说：

“所谓论史结合，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一定要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在掌握大量资料之后，再用理论进行分析，提出论点，论从史出，避免‘左’的教条之弊。

“文史结合是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文学与历史两种学科本来是息息相关、互相渗透的，所以我国古代优秀学者往往是文史兼长的。治文学的要知人伦世，要研究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就离不开广博的历史知识；而历史是人创造的，史书仅仅记载历史人物的表面活动，而人物的内心世界则往往在文学作品中透露出来，亦即所谓‘心声’。由文学作品探索一个人物或一个时代的‘心声’，对历史的解释更能深透。我在大学教书，既教过文学课，也教过历史课，我作科研也是二者兼顾。我的专著，如《元遗山年谱汇纂》、《杜牧年谱》、《杜牧传》、《读史存稿》、《冰茧盦丛稿》等，都是文史结合的产物，其中也偶尔有与哲学结合的。”

先生是以文史见长，其实对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乃至魏晋的玄学，也都下过相当功夫。《冰茧盦丛稿》即是熔文史哲于一炉的代表作。是稿中所辑录的20 余篇论文，自30 年代初，迄于1983 年，长达半个世纪，先生广涉经、子，出入文史，治学道路上的雪泥鸿爪，依稀可见。

先生继续阐述说：“古今结合，又是我国治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经世致用。研究古代的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其目的都是为了探索源流，提供借鉴，解决当世之务。顾炎武平生博览群书，考证经史，而着眼于当时的‘天下郡国利病’，提供治国方案。所以我们治学，也应怀古为今用的精神，不可为古而古。尤其是研究历史，其目的是要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而研究我国历史，是要阐释数千年中华民族兴衰治乱之迹及学术文化之发展变迁，所以更应当具有‘通古今之变’的眼光。否则局限于一隅，其成就是不会大的。”

先生不无遗憾地回忆到：“还在30 年代，精通中西文学的吴宓先生劝我治学应当兼通中西，多读外国书。在浙大时，中文系主任郭斌和也曾帮助我读西方书籍。可惜我偏爱汉学，未能深通西学。当今世界上，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所以在治学的道路上还应增加一个中西结合，我的这个教训，尚望后学汲取。”

先生以为治学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一是树立才学识三长为追求目标。

做学问必须有所专精，如果只是泛泛浏览，游骑无归，只能“横通”而已。先生以为：“专精必须建立在广博的基础上，如果根基浅薄，就欲专精，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徘徊探索，即使能写出一两篇文章，略有成就，以后也难以再向深广发展。譬如花树，生长在深山大泽中者，经过长期风霜锻炼，雨露滋润，根深叶茂，生生不息，能不断开花结果；若在温室培养，虽然勉强开放几朵小花，但很快就会凋谢枯萎，因为缺乏后劲。”先生告诫青年说，做学问切忌急功近利，要有范文澜先生所说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精神。

唐人刘知几论治学贵有才、学、识三长。就是说，要具备精僻的见解，广博的知识，卓异的才华。当然，同时具有这三长者，颇为不易，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不过有志于治学者应以它为追求的目标。

先生还说到，治学要善于借鉴前哲先贤的经验。古人治经，讲究师承家法，这是我国古代的教育传统；今人读书，从小学到大学，师长太多，师承不显。不过善学者，在自己的心目中，还可以树立一二个榜样。先生举例说：“王国维先生没有教过我，也没有当面请教过，他逝世时，我才23 岁，但却是我的一位私塾的师长，深受他的影响。因为王国维学问广博，著述宏富，识解精卓，能利用新出土之文物与文献资料互相参证，并运用西方的观点与方法，开辟治学之新领域与新方法。我读王国维、陈寅恪两位先生的著述，常感到他们的文章有灵光闪耀，不但获得许多新知胜解，而且在治学的途径与方法方面，也获得指导。

先生曾写过一首《夜读》诗，自述治学之经验：

少时伫兴亲书卷，如向深山踽踽行。 触眼峰峦乱稠叠，回头脉络尽分明。 九原随会犹能作，并世扬云敢互轻？ 后世视今今视昔，夜灯下笔悟平生。

部分文学出版社“不务正业”

一年一度的全国春季图书订货会，越来越淡化着购销的意味，强化着展示的功能，这在2006年的图书订货会上，表现得格外明显。就个人的观感而言，如果带着过多、过高的“亮点”期待，肯定会大失所望。但抱着平常心去浏览，也会觉得琳琅中不无新意，纷繁中不失进取。就文学图书而言，我个人印象如下：第一，在原创文学中的长篇小说新作方面，分别有铁凝的《笨花》、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莫言的《生死疲劳》，刘庆邦的《红煤》，梁晓声的《伊人伊人》，杨少衡的《海峡之痛》，雪波的《银狐》。这些重头作品的出现，虽然数量并不算多，却带给文坛内外一种欣喜与期望。

第二，原创文学中的中短篇小说图书，因为在销量上不及长篇小说，一直面临着出书较难、品种较少的局面。因此在这次订货会上，看到江苏文艺出版社的“20世纪作家文库”和山东文艺出版社的“新活力作家文丛”，把这些年来的中短篇小说都收到集子里面，感到特别高兴。

第三，在文学年选系列图书之中，人文、漓江、长江、春风、花城、山东文艺和敦煌文艺等社都分别推出了各自版本的年选。

这些年选编者不同、品种相似，彼此间区别并不是特别大。

第四，在已有的文学资源的出版利用上，有三种图书较为抢眼。一种是人文社的“九元丛书”；一种是长江社出版、雷达编选的《近30年中国中篇小说精粹》，把新时期以来的中篇小说佳作力构汇集一书，这两种编法，一分一合，各具特色。还有就是北京燕山出版社推出的“世纪文学六十家”丛书。

第五，在翻译图书方面，从我的角度来看，有三本书值得点一下。引人注目的首先是社科版的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6卷本），该书由国内顶尖印度文学专家共同合作，历时近20年完成翻译，这样的重要史诗成为完璧与读者见面，是极其不易的。其次，译林出版社的“华裔美国文学丛书”（8种），对在美国影响甚大的华裔作家的英语小说的系统译介，在翻译文学中开启了一个特别的窗口。还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在已有影响的“大家小书”丛书中，新推出了一套10种的“洋经典”———外国名家文史著作。

从这次订货会上，也感觉到了一些问题。印象突出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一些文艺社，尤其是一些地方文艺社，不但没有什么亮点，而且缺少重点，淡化主业，无论是展示的图书，还是提供的书目，大都是少儿类、教材类、生活类读物，而且引进日韩的、港台的为数相当不少；有的文艺出版社好像已经开始转向，基本以青春类、少儿类图书为主，几乎找不到文学类的图书了。我觉得出版社在向市场倾斜之中，抓次放主，或重副轻主，一种典型的“不务正业”。

二是这次订货会上出现了一些热点，但显得很不正常，这就是许多出版社都在做《红楼梦》的文章，什么解读《红楼梦》、揭秘《红楼梦》、大话《红楼梦》，光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书，就有好几家出版社在出，还有反驳刘心武的，别的红学家的书都搜罗到一起粉墨登场，这么多的有关《红楼梦》的书联袂而来，感觉上好像要掀起一个全民热读《红楼梦》的高潮。 □白烨（文学评论家）

外国文学出版过于嘈杂

关于外国文学的出版，大致的印象是表面依然很热闹，出版社也很多，但是好书不多，尤其是以前出版外国文学的出版社今年没有推出太像样的书，不过我想这也是一个市场的现象，不可能每年都有大量的外国文学书。

问题在于名著过多，翻译和出版多而重复，但品种不多，新的选题做得很不够。关键是缺少或者说浪费翻译人才，所谓浪费，是指很多人去译同一个名著，因为有不同的出版社，不同的版本。所谓缺少翻译人才，主要是能够驾驭好选材的译者不多，不是由于语言差，就是知识面比较窄，或者不能胜任某一阶段的文学现象。

我推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哀歌集》，王焕生译。吸引我的是拉丁语和汉语的锻造，给人感觉比较放心，因为王焕生是一个老翻译者，另外给大家研究、学习、引用、考究提供了方便，这本书是很好的。《往事烟云》通过回忆在巴黎街区消失的酒吧，讲述人们当年在这个酒吧的活动，以及这个酒吧后来留给人的印象，笔法比较精美。

还有《墓畔回忆录》，东方出版社出版、陈易荣先生译。

这本书在法国的分量是很重的。经历了大革命、拿破仑时代、复辟时代、反复辟时代，然后就是七月王朝，作者本身修改了40多年。另外有几套大书值得一提，《芥川龙之介全集》，还有《穆旦译文集》、《普里什文文集》等。

非文学的书，有英国约翰·罗斯汀的《现代画家》五卷，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作为艺术类的选题很不错。另外一本叫《20世纪看得见的历史》，是20世纪的一个编年史，这是一本工具书。

有一本《19.99元》，我知道这个在欧洲本来叫《14.99欧元》，这本书就卖14.99欧元，这本叫《19.99元》就卖19.99元，这个选题很不错，就是写广告业里面的内幕，属于小说，问题是做得相当糟糕，版面设计也很匆忙，翻译也有很大的问题。希望今后出版社做选题的时候，选题本身要好，翻译也要找得好，然后翻译家也要静下心来真正做读者所需要的书。 □余中先（世界文学主编）

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你不妨养成这样的习惯--不动笔墨不读书。鲁迅先生提出，读书要“眼到、口到、心到、手到、脑到”。不动笔墨不读书。读书动笔，能够帮助你记忆，掌握书中的难点、要点；有利于你储存资料，积累写作素材；也有利于扩大你的知识面，提高你的分析综合能力。

这里给你介绍五种做读书笔记的方法。

圈点笔记：阅读你自己的书籍时，可随时在书的重点、难点和精彩之处画线或做各种符号。如直线、双线、圆圈、黑点、交叉、箭头、曲线、方框、疑问号、惊叹号等等。有些精读的书，还可以用不同颜色的笔画线，以示区别。比如，在重点行下面画上红线，在难点行下面画上蓝线等等。每种线条和符号代表什么意义，应由你自己来掌握。

批语笔记：阅读中，在文章的“ 天头” 、“ 地脚”和其他空白处，随时写上自己的一些看法或体会。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以后阅读时引起注意，也是一种灵活、简便的读书笔记的好形式。清代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都属于这一类读书笔记。

摘录笔记：可摘录在本子上，也可摘录在卡片上。我更喜欢做文摘卡片。文摘卡片，文具商店里都有出售的。你也可以自制，纸质得选用硬一些的。卡片一般得有题目、类别、作者、书刊名称、第几期以及内容摘要这样一些内容，一张卡片只摘抄一类内容。等到卡片积累到相当数量时，再按不同的类别（如警句格言、景物描写、人物描写等）分门别类，以便随时使用。摘录时应注意不要断章取义，不要改动原文的字句和标点。

提纲笔记：把文章的提要写出来，力求抓住重点，概括出基本内容，文字须简明扼要，但注意不要把自己的看法和感想写进去。提纲笔记对以后自己在写作中的资料运用会很有帮助的。

心得笔记：读了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以后，把自己体会最深刻、最有意义的部分写成心得笔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也可以将提纲笔记和心得笔记合在一起写出。作心得笔记是一种很好的阅读方法，心得笔记不必拘泥于某一固定形式，有感而发。比如，可以分析作品的写作特点和你的心得体会等。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很多人体验、总结出来的良好的读书方法，对于提高写作能力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训练方法。

但愿你以后读书能做到“ 眼到、口到、心到、手到、脑到”。

新年时节，送些什么给学生呢？就送他们一些读书的方法吧。

首先声明，我要谈的是为知识而读书的方法，不是为考试而读书的方法。后者，学生都是专家——猜题目、背课文之能，世间少有。但为知识而读书可以帮助考试，为考试而读书却未必可助知识的增长。知识是读书的目的（ An End ）；考试只是一个方法（ A Means ）。然而学生（或教育制度），却很显然地将这两样东西颠倒过来。

我可在四个大前提下给学生们建议一些实用的读书方法。若能习惯运用，不但可以减轻考试的压力。而对更重要的知识投资会是事半功倍的。

一、以理解代替记忆

很多人都知道明白了的课程比较容易记得。但理解其实并不是辅助记忆——理解是记忆的代替。强记理论不仅是很难记得准确：当需要应用时，强记的理论根本无济干事。明白了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含义，你会突然觉得你的记忆力如有神助。道理很简单，明白了的东西就不用死记。但理论的理解有不同的深度，也有不同的准确性。理解愈深愈准确，记忆就愈清楚，而应用起来就愈能得心应手。所以读书要贯通——理论上的不同重点的联带关系要明白；要彻底——概念或原则的演变要清楚。

要在这些方面有显著的进步易如反掌，而学生也不需多花时间。他只要能改三个坏习惯，一年内就会判若两人。

第一个坏习惯，就是上课时 " 狂 " 抄笔记。笔记是次要、甚至是可有可无的。这是因为抄笔记有一个无法补救的缺点——听讲时抄笔记分心太大！将不明白的东西抄下来，而忽略了要专心理解讲者的要点，是得不偿失。我肯定这是一般学生的坏习惯。例如好几次我故意将颇明显的错误写在黑板上， 200 多学生中竟无一人发觉，只知低着头忙将错误抄在笔记上。

笔记有两个用途。①将明白了的内容，笔记要点。但若觉得只记要点都引起分心，就应放弃笔记。明白了讲者的内容是决不会在几天之内忘记的。很多讲者的资料在书本上可以找到，而在书本上没有的可在课后补记。老师与书本的主要分别，就是前者是活的，后者是死的。上课主要是学习老师的思想推理方法。②在上课听不懂的，若见同学大多而不便发问，就可用笔记写下不明之处，于课后问老师或同学。换言之，用笔记记下不明白的要比记下已明白的重要。

第二个坏习惯，就是将课程内的每个课题分开读，而忽略了课题与课题之间的关系，理解就因此无法融会贯通。为了应付考试，学生将每一个课题分开读，强记，一见试题，不管问甚么，只要是似乎与某课题有关，就大 " 开水喉 " ，希望 " 撞 " 中——这是第二个坏习惯最明显的例子。

要改这个坏习惯，就要在读完某一个课题，或书中的某一章，或甚至章中可以独立的某一节之后，要花少许时间去细想节与节、章与章、或课题与课题之间的关系。能稍知这些必有的连带关系，理解的增长就一日千里。这是因为在任何一个学术的范围内，人类所知的根本不多。分割开来读，会觉得是多而难记；连贯起来，要知要记的就少得多了，任何学术都是从几个单元的基础互辅而成，然后带动千变万化的应用。学得愈精，所知的就愈基本。若忽略了课题之间的连贯性，就不得其门而入。

第三个坏习惯，主要是指大学生的，就是在选课的时候，只想选较容易的或讲课动听的老师。其实定了某一系之后，选课应以老师学问的渊博为准则，其他一切都不重要。跟一个高手学习，得其十之一、二，远胜跟一个平庸的学得十之八九。这是因为在任何一门学术里面所分开的各种科目，都是殊途同归。理解力的增长是要知其同，而不是要求其异。老师若不是有相当本领，就不能启发学生去找寻不同科目之间的通论。

二、兴趣是因思想的集中而燃烧起来的

我们都知道自己有兴趣的科目会读得较好。但兴趣可不是培养出来的。只有总想能在某科目上集中，才能产生兴趣。可以培养出来的是集中的能力。无论任何科目，无论这科目是跟你的兴趣相差多远，只要你能对之集中思想，兴趣即盎然而生。

对着书本几小时却心不在焉，远比不上几十分钟的全神灌注。认为不够时间读书的学生都是因为不够集中力。就算是读大学，每天课后能思想集中两三小时也已足够。要培养集中力也很简单。第一、分配时间——读书的时间不需多，但要连贯。明知会被打扰的时间就不应读书。第二、不打算读书的时间要尽量离开书本—— " 饿书 " 可加强读书时的集中力。第三，读书时若觉得稍有勉强，就应索性不读而等待较有心情的时候——厌书是大忌。要记着，只要能集中，读书所需的时间是很少的。

将一只手表放在书桌上。先看手表，然后开始读书或做功课。若你发觉能常常在 30 分钟内完全不记得手表的存在，你的集中力已有小成。能于每次读书对都完全忘记外物 1 小时以上，你就不用担心你的集中力。

三、问比答重要

很多学生怕发问的原因，是怕老师或同学认为他问得太浅或太蠢，令人发笑。但学而不问，不是真正的学习。发问的第一个黄金定律就是要脸皮厚！就算是问题再浅；不明白的就要问；无论任何人，只要能给你答案，你都可以问。

从来没有问题是太浅的。正相反，在学术上有很多重要的发现都是由三几个浅之又浅的问题问出来的。学术上的进展往往墓靠盲拳打死老师傅。很多作高深研究的学者之所以要教书，就是因为年轻学生能提出的浅问题，往往是一个知得太多的人所不能提出的。虽然没有问得太浅这回事，但愚蠢的问题却是不胜枚举。求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学甚么问题是愚蠢或是多余。若不发问，就很难学得其中奥妙。

老师因为学生多而不能在每一个学生身上花很多时间。认真的学生就应该在发向前先作准备工夫。这工夫是求学上的一个重要过程。孔子说得好： "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 要分清楚 " 知 " 与 " 不知 " ，最容易就是做发问前的准备工夫。这准备工夫大致上有三个步骤——

第一、问题可分三类—— A 、 " 是甚么 " （ What ）， B 、 " 怎样办 " （ How? ）， C ， " 为甚么 " （ why ）。学生要先断定问题是那一类。 A 类问的是事实： B 类问的是方法： C 类问的是理论。问题一经断定是那一类，学生就应立刻知道自己的 " 不知 " 是在那方面的，因而可免却混淆。若要问的问题包括是多过一类的，就要将问题以类分开。这一分就可显出自己的 " 不知 " 所在。

第二、要尽量去将问题加上特性。换言之，你要问的一点是愈尖愈好。

第三、在问老师之前，学生要先问自己问题的答案是否可轻易地在书本上找到。若然，就不应花老师的时间。大致上，用以上的步骤发问题，答案是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的。若仍须问老师的话，你发问前的准备工作会使他觉得你是孺子可教。

四、书分三读——大意、细节、重点

学生坐下来对着书本，拿起尺，用颜色笔加底线及其他强调记号。读了一遍，行行都有记号，这是毁书，不是读书。书要分三读。

第一读是快读，读大意，但求知道所读的一章究竟是关于甚么问题。快读就是翻书，跳读；读字而不读全句，务求得到一个大概的印象。翻得惯了，速度可以快得惊人。读大意，快翻两三次的效果要比不快不慢的翻一次好。第二读是慢读，读细节，务求明白内容。在这第二读中，不明白的地方可用铅笔在页旁作问号，但其他底线或记号却不可用。第三读是选读，读重点。强调记号是要到这最后一关才加上去的，因为哪一点是重点要在细读后才能选出来。而需要先经两读的主要原因，就是若没有经过一快一慢，选重点很容易会选错了。

在大学里，选择书本阅读是极其重要的。好的书或文章应该重读又重读；平凡的一次快读便已足够。在研究院的一流学生，选读物的时间往往要读书的时间多。

虽然我在以上建议的读书方法是着重大学生，但绝大部分也适合中小学生学习。自小花一两年的时间去养成这些读书的习惯，你会发觉读书之乐，实难以为外人道。

文/文涛

年少时除了金庸、司马中原、柏杨之外，特别喜欢李敖。他笔锋犀利流畅，月旦权威，不留余地，读来过瘾。当年有一种书属口袋型，轻握掌中，感觉很好，因此李敖的书都购藏了。不过，后来的许多官司，让我觉得李敖的“谋算”太深，太可怕，于是逐渐和他的书拉远了距离。

一别几近二十年。前些天看央视《海峡两岸》节目，电视荧屏上再见他的风采，旁征博引，雄辩滔滔，说来都有凭有证，不像是吹的，不禁对他的渊博重燃兴趣。

李敖的渊博和他的精于读书，善于用书大有关系。最近买了他的《要把金针度与人》——200种中国古典名著导读，值得推荐这本书是根据1983年他自己编的《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所收各书的导读集合而成。书的封底介绍说——你可以上下古今，把千年精华，尽收眼底；你可以纵横左右，把多样遗产，罗列手边。你可以从古典中寻新义，从旧籍里找时潮；从深入浅出的文字里，了解古代和现代的中国——这段话虽然广告味道浓厚，但多少道出这本书的价值，尤其序言，谈到怎样读书。李敖说他看书只跳看一遍，“所谓跳看，是每页的重点让它跳出来给你看，而不是逐字逐句地死读，也不是所谓连读。连读的方法我看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是骗人的。”这个方法可以加强读书效率，但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我觉得“跳看”必须有两个基础：一是对相关问题已具备相当认识，才能有拨云见月之功，轻易找出重点；二是带有目的去读，知道该向哪个方向寻索重点。而且“跳看”只适用于查阅资料，不能用在文学欣赏。试想“孔雀东南飞”，如果不跟着“五里一徘徊”，怎能理解个中淋漓反复的曲折情节，怎能品味诗中主角死后合葬，有情人“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的缠绵哀痛？

李敖读书方法的第二个重点是眼到手到，“重点部分立即用色笔勾出，剪刀剪下或刀片割下。这样子随看随动手，再把‘分尸’下来的分类处理。这样一来，这本书，就跑不掉了。它永远为你所用，并且拈之则来，不易忘记。”这确实是好办法，尤其对年事稍长者。年纪有了，记忆不好，过目即忘，读了等于没读。若能眼到手到，在书本上勾勾划划，写写眉批，作些简单笔记，必有助于记忆。其实慢读比泛泛而读有效。第三个重点是同步通读，同个主题串起来读。他说在跳读过程中，对重点有兴趣，会找来其他相关的书同步钻研。“这时候，不是每次只看一本书了，而是触类旁通，互相印证与补充。这样子折腾下来，书才真正为我所用。”这个层次的读书已经不是单纯读书，而是在做研究了。不过这个方法确实可以加强读书的深度与兴趣。

做事讲求方法是对的，识得窍门，事半功倍。李敖的读书方法积极进取，我们不妨称之为“有所为而读”。可是，海阔天空，瞬息永恒，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一端，以为读书非如此不可，破坏了兴趣反而不好。为怡情遣兴，读书也不妨随兴之所至，飘到哪里就落在哪里。喜欢时随手拈来，倦了掩卷寻梦而去；能记得最好，忘掉也算了；重读时幽默处可以再莞尔一笑，悲戚处再扼腕叹息吧！这样“无所为而读”，也不失方法之一，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老革命家徐特立，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

一是日积月累法。

他学《说文解字》时，把540个部首分作一年来读，每天只读两个字。他教学生学这些部首时，只要求他们每天记一字，两年学完。他在43岁时开始学外文，用的也是这个方法：每日学一个生字，一年学365个字。这样持之以恒，终于学会了法文、德文和俄文。他说：“读书时常有‘走马观花’、‘狼吞虎咽’、‘囫囵吞枣’、随读随忘的毛病。不切实际地贪多，既不能理解又不能记忆。我的读书方法总是以‘定量’、‘有恒’为主。”

二是古今中外法。

徐老小时候读过很多古书，后来又出国攻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很渊博。他主张读书面要广一些，古今中外的书都要读。正像他所说的：“古今结合，中外结合，融会贯通统统变成我的。就像吃牛肉也好，吃狗肉也好，吃下去后统统变成我的肉。”

三是借书摘抄法。

摘抄要选择，在选择中加深理解。选择必须分析，通过分析才能掌握要领。徐老在湖南时，听说书报流通社有《联共（布）党史》，就去借了来。在学习下册时，他就是采用抄读的方法。但他不是全抄，而是摘抄，并且做详细的分析，结果他对下册的理解就比对上册的理解深刻。后来，即使在买书不难的情况下，他也主张抄一点书，因为这样可以做到眼、手、心三到，便于深刻理解书中的内容。

---

有人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可见读书的境界是大相径庭的。其中的一个"窥"字，足以看出少年对书巾内容的神秘感；其中的一个"望"字，中年人就渐入读书的佳境了；那其中的一个"玩"字，何如？很能让你玩味半天，而方知老年人读书的闲达与老成了。读书，是何等的品位之高 ！但是走入高品位，步入佳境，还面临着一个读书的方法问题。

陆桴亭的《思辨录》中这样写道："书籍之多，千倍于古，学非博不可，然汗牛充栋，将如之河？偶思得一读书法，欲将所读之书，分为三节，自五岁至十五为一节，十年诵读；自十五岁至二十五为一节，十年讲贯；自二十五岁至三十五为一节，十年涉猎。使学有渐次，书分缓急，则庶几学者可由此而程功……"陆桴亭先生面对广博的书籍，从读书方法上把年龄分成了几个阶段。只要这样循序渐进地去读书，才会渐渐进入佳境。

欧阳修在《苏明允墓志》中说，苏询年少时根本不喜欢读书，到了壮年还不知道读书的好处，后来才痛下决心，发奋图强。但是他两次考进士都以失败而告终。后来的五六年的时间只是读书，从不动笔写文章，知识在心中默默积蓄，强迫自己不用文字表达，过了很多年自己才感叹说："可以了！"于是，落笔成文，洋洋千言，恣肆纵横．贯通古今，挥洒自如。"老苏"的文章之所以传颂古今，其中他的读书写作的方法也不无借鉴，先积累丰富的材料，而后疾笔成文。

古人的这些读书方法，不能刻意而求之，追随而效仿，要在读书的过程中去体会，去探索，而后得之于自然，偶拾于书中。

我很羡慕那些一目十行的读者。英国有位教授，据说他在火车上看书，车窗外每掠过一根电线杆，他就能翻一页。国内也有学者，据说一家大旧书店的书，你随便指哪一本，他都能道出内容梗概。我人很笨，读书慢，近年又有随读随忘的毛病，这最要命！

我读的书，大致分这么几类：甲类是业务上需要的，必得有目的有系统地去读——主要属我正在研究的问题的范围。乙类是为了欣赏观摩而阅读的。此外还有两类书，读法有些不雅。一类放在厕所里（作为丙类吧），另一类放在枕畔（作为丁类）。还有一种戊类，这大都是版式很小的书。每逢去医院或去车站接人，我必带上一本，为等候时翻阅。还有己类——根本不打算一页页地去读，纯然为了查找用的。特别是工具书，像中外百科全书。甲种书，例如40 年代我在剑桥研究英国小说时，手中的几套全集，我几乎都是逐页仔细阅读的。读这种书，我手中必有支红蓝铅笔，随读随划些记号。每读完一册，都写点笔记（但笔记本在1966 年8 月已全部化为灰烬了）。

乙类书，如古华、宗璞、戴厚英、邓友梅等位的小说，姜德明、贾平凹等位的散文。我特别喜欢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那套《诗苑译林》丛书，像普希金、拜伦、雪莱的诗和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一本真被我爱上了的书，我可以读上许多遍。过去，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都德的《小东西》，都曾使我神往过，同它们有心心相印之感。

限于时间，阅读当代作品以名著为主。但有时不那么出名的书，却能给予我极大的快乐。例如苏联小说《船长与大尉》，我读了就比西蒙诺夫的“过瘾”。19 世纪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的《莫吐儿》一共不到100 页（还是少儿出版社出的），对我却像是浓缩了的狄更斯和马克·吐温，也那么幽默，真实，感人。而且姚以恩的译文多么上口啊！

枕畔，目前我放了广西出的《古代诗词曲名句选》、湖南出的那套《走向世界丛书》（尤其爱看钟叔河为每本写的序言）和一些游记；有解放前出的，如中华的《古今游记选》；也有解放后出的，包括陈舜臣的《中国古今游》。此外，还有杜渐、林真等几位的读书札记。我从小喜欢曲艺，所以床头还放了陈世和说的评书《聊斋》，雷文治等编的快板《西游》和十来本相声集，单口、对口的都有。

在厕所里读书，可不是好习惯。它往往是便秘的起因。但这习惯我已养成了多少年。在湖北干校时，限于条件，改过一阵。回来，又故态复萌。但30 年代，我就是这么读完张资平的小说的。近来放的不外乎一些闲书。

文字工作者，身边应备有尽多的工具书。例如外文字典，许多人追求“新”的，我倒是觉得也应有些早年出的外文字典。这些对翻译经典著作，往往比新的更有用。另外，俚语、黑社会语、军事用语、法律名词等辞典，也应具备。工具书虽然不属阅读范围，但有时也可以拿来读。1981 年有几个月，我坐在病床上。英国新出的一部带插图的《百科全书》就成为我的最佳读物。随便翻开哪页，都必然会有一两个耀眼的条目：南太平洋某一小国少得可怜的人口，或者非洲什么行为古怪的稀有禽兽，而且读时可不费脑筋。

在特殊境遇中读的书，就会形成一种特殊感情。它好像同我共过一段患难。50 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一种《文学小丛书》，如高尔基的《在草原上》，莫泊桑的《羊脂球》，版式小，便于携带，往往又是值得反复精读的名作。近年来，袖珍版的书偶还有所见，如姜德明的几本散文集，但成套的“小丛书”则不大见到了。

前些年，由于“大洋古”犯禁，也为了使自己头脑简单些，不少人视读书为畏途。那时提倡的，实际上是愚昧主义。如今，读书风气盛行，且不采取官定书目的办法，这是中华民族兴旺之兆。

王国维论诗有境界说，并引宋词“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以喻治学的三种境界。读书因所读书之不同及读书的方式不同亦有境界的高下。

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中的尤袤曾说“饥读之可以当肉，寒读之可以当裘，孤寂而读之可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可以当金石琴瑟也”。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然“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可谓已入极高的境界。而《聊斋》中的“书痴”那“见宾亲，不知温凉，三数语后，则诵声大作”的境界则更高一层，天马行空，眼空无物，痴得远离烟火，痴得极为可爱。

“红袖添香夜读书”，那太想入非非了吧。司马温公启卷“必先几案洁净，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又太头巾气了吧。当今一著名学者愿“闭门遍读家中书”，北朝的李谧博士说“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这样的“旌旗拥万夫”固然其喜洋洋，到底非我辈之芸芸寒士所敢望。“夜雨孤灯乱翻书”，妙在“夜”，神在“孤”，趣在“乱”。夜雨潇潇，天籁神曲，孤灯相伴，随意乱翻。兴之所之，漫不经意。

张潮在《幽梦影》里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董桥则把读书比作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因阅历的浅深而有不同的感悟，因之也各有境界。

古人有读书得之于“三上”即马上、厕上、枕上之说，我们已无法体味“十岁裁诗走马成”“走马西来欲到天”的“马上”之旨，“厕上”若非肠功能有碍亦不是人人皆能体验，惟“枕上”不管“曲肱而枕”还是“枕经味道”，可谓是真佛只说家常。梁遇春认为“读书是要在床上、炉旁、雾烟中、酒瓶边才行，这样才能读出味道来。”风疏雨细的夜里，一灯如豆，照无眠。拥衾以覆，枕畔散乱地扔一堆书，随手扯一本，率性而读，或一目十行，或细细品啜，“夜雨孤灯乱翻书”，“夜阑犹剪灯花弄”，“瘦尽灯花又一宵”，真可谓至境。

作者：赵晓明 转贴自：光明日报

阅读可以分成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信息式阅读法。

这类阅读的目的只是为了了解情况。我们阅读报纸、广告、说明书等属于这种阅读方法。对于大多数这类资料，读者应该使用一目十行的速读法，眼睛象电子扫描一样地在文字间快速浏览，及时捕捉自己所需的内容，舍弃无关的部分。任何人想及时了解当前形势或者研究某一段历史，速读法是不可少的，然而，是否需要中断、精读或停顿下来稍加思考，视所读的材料而定。

第二种是文学作品阅读法

文学作品除了内容之外，还有修辞和韵律上的意义。因此阅读时应该非常缓慢，自己能听到其中每一个词的声音，如果嘴唇没动，只是因为偷懒。例如读“压力”这个词时，喉部肌肉应同时运动。阅读诗词更要注意听到声音，即使是一行诗中漏掉了一个音节，照样也能听得出来。阅读散文要注意它的韵律，聆听词句前后的声音，还需要从隐喻或词与词之间的组合中获取自己的感知。文学家的作品，唯有充分运用这种接受语言的能力，才能汲取他们的聪明才智、想象能力和写作技巧。这种依赖耳听—一通过眼睛接受文字信号，将它们转译成声音，到达喉咙，然后加以理解的阅读方法，最终同我们的臆想能力相关。

第三种是经典著作阅读法

这种方法用来阅读哲学、经济、军事和古典著作。阅读这些著作要象读文学作品一样的慢，但读者的眼睛经常离开书本，对书中的一字一句都细加思索，捕捉作者的真正的用意。从而理解其中的深奥的哲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用经典著作阅读法阅读文学作品，往往容易忽略文学作品的特色，以 使读者自己钻进所谓文学观念史的牛角尖中去。

第四种阅读方法是麻醉性的阅读法

这种阅读只是为了消遣。如同服用麻醉品那样使读者忘却了自己的存在，飘飘然于无限的幻想之中。这类读者一般对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不感兴趣，把自己完全置身于书本之外。如果使用麻醉性的阅读方法阅读名著，读者只能得到一些已经添加了自己的幻想的肤浅的情节，使不朽的名著下降到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庸俗作品的水平。如果漫不经心地阅读《安娜·卡列尼娜》，犹如读一本拙劣的三角恋爱小说。麻醉性的阅读在将进入成年的时候达到顶峰。年轻人的麻醉阅读是造成大量的文学作品质量低劣的原因

无论是从收藏的规模、藏品的珍稀、对藏书的喜好来看，还是从版本、目录、校勘等知识的掌握来看，开一代风气之先的胡适都够得上藏书家的资格，尽管这一称号对获得过30多所世界知名大学名誉博士、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来说并不能增加多少光环。更有意思的是，不少人并不认可胡适的这顶藏书家头衔 ，甚至就连胡适本人也开玩笑地自嘲说，自己“不是藏书家，只是一个爱读书能用书的书生”（胡适《找书的快乐》）。最具代表性的是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和王謇的《续补藏书纪事诗》，两书专为近现代藏书家立传，网罗大大小小藏书家300多人，竟然都没给胡适留一个位置。这无疑是个遗憾，也是有失公允的。

胡适本人早年曾说自己“有书癖，每见佳书，辄徘徊不忍去，囊中虽无一文，亦必借贷以市之”（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之《余之书癖》），可见他虽然谦虚地说自己不是藏书家，但还是十分喜爱购书藏书的。而且老实地说，在这三百多位藏书家中，有相当多的人的藏书不论是从规模还是从质量来说都赶不上胡适。自然，笔者写作此文也并非专为胡适鸣冤之类，不过是借藏书这一视角来观照胡适的人生世界，以达到对其人其思想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

先说胡适藏书的规模和数量。胡适一生购书藏书以1948年12月为界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其第一阶段的藏书有据可查的，有102箱，约一两万册。实际上加上散落别处的图书和资料，还不止这个数。这些藏书基本上都留在北京，他只带走了一套甲戌本《红楼梦》作为纪念。到美国和台湾后，胡适从新开始聚书，日积月累，自己的购买加上朋友的大量赠送，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据他本人的描述是，“现在住的地方堆满了”（胡适《找书的快乐》）。不过，如果从藏书的规模和质量来看，第二个阶段自然无法同第一个阶段相比。因为他对自己晚年的藏书也并不满意，认为都是一些不相干的书，自己本行的书一本也没有，还需要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及其他一些图书馆的藏书才能进行学术研究。

因此，讲胡适藏书的齐备和珍稀，自然主要讲其第一个阶段。说到齐备，胡适是无法同很多藏书家相比的，因为他收藏图书与其他通常意义上的藏书家在动机上有所不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学术研究，而且其研究多为实证式研究，注重考据，讲求版本、校勘，这就必须在大量搜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胡适的搜集资料往往是那种竭泽而渔似的搜集，比如他在撰写中国哲学史时，此类资料就置备得特别多，据熟悉其藏书情况的罗尔纲先生介绍，“《道藏》就一部，连在清代不算著名的经学家王运的丛书都收有”（罗尔纲《胡适琐记》）。比如为研究《水经注》，他广收博集，竟然看到了60多种版本，这即使是在今天，很多学者也难做到。因此，胡适的图书收藏往往与其学术研究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围绕着其研究课题而开展。在一个时间内研究什么课题，相关领域的图书就收集得特别齐备。胡适一生研究兴趣特别广泛，文史哲各个领域皆曾涉猎，其收书的广泛也就可以想象了。可以说胡适的图书收藏为专题式收藏，自有其特色在。这样，如果从藏书门类的系统完整这个角度来讲，胡适的藏书自然没有多少值得夸耀处，因为他甚至连一些基本的典籍都没有，“史部只有一部殿本《廿四史》，编年类《资治通鉴》、政书类《文献通考》等一本都没有，却例外竟有一本《大清律例》，那是他研究《红楼梦》时特地买的。文集部连《昭明文选》、《杜工部集》、《苏东坡集》都没有”（罗尔纲《胡适琐记》）。但如果就某一领域而言，其藏书则可谓无人能比。比如为了研究《水经注》，他竟然翻阅了多达60多种版本，至于收藏，据其本人说，“凡《水经注》的刻本，除宋元刻本外，我全收得了”（胡适1947年3月27日日记）。再比如其通俗文学类和哲学类图书收藏，与其他藏书家比起来并不逊色，仅《水浒传》一书，他就藏有多种珍贵的版本。

说到珍稀，在胡适的藏书中也确实是有一些珍本秘籍的，比如甲戌本《红楼梦》，可谓海内孤本，令海内外藏书家羡慕不已。其他如程乙本《红楼梦》、稿本《四松堂集》、明刻本《欢喜冤家》、嘉靖刻本《二郎宝卷》等，也都是世间少见的秘籍。在这方面，胡适的显赫名声也为其收藏带来了不少便利，比如甲戌本《红楼梦》就是书商主动送上门来的。再如他在购买明嘉靖黄省曾刻本《水经注》时，声言自己买不起太贵的书，来薰阁老板陈济川则坦言：“别人须出六十万元，胡先生买，我只要三十万元。”（胡适1947年3月27日日记）再说以胡适其人在学术文化史上的显赫名声和地位，即使是其收藏的普通图书特别是其本人或他人的签名、题字本也都有着重要文物和学术价值，如今无疑也都是藏书家可遇而不可求的珍贵收藏，这是其他大多藏书家所无法享受的荣誉。由于胡适一生交游特别广泛，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不少，这类来往相赠的图书的数量自然也就可观。

可以说胡适是不经意间成为收藏家的，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与那些刻意经营的藏书家不同。因此他对藏书的态度也就显得较为开明和豁达，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不爱惜书，但他拿得起，放得下，知道收藏和利用的协调和轻重。当年他在离开北京时，对一百多箱藏书无疑是难以割舍的，但迫于形势，只带走一本，到了美国后固然心情不好，处境不佳，曾度过几年暗淡的寓公生活，但他也没有因失书而显得特别沮丧。自然，最令人称道的还是胡适的慷慨借书之举。1948年夏，虽然正处于战争期间，胡适还是极为耐心地帮助年轻的周汝昌，对其《红楼梦》研究“许他一切可能的帮助”（见胡适在周汝昌1948年7月11日来信上的眉批）。在与周汝昌仅一面之交的情况下，慨然把甲戌本《红楼梦》借给他，并不再过问。后来周汝昌兄弟私自主张，抄录了一个副本，胡适也没有怪罪，让周氏兄弟收藏了这一副本。这一胸襟相信是多数藏书家所不具有的，也只有胡适能做得出。正如周汝昌当时所说的：“慨然将极珍罕的书拿出，交与一个初次会面陌生的青年人，凭他携去，我觉得这样的事，旁人不是都能做得来的，”“我觉得学者们的学问见识固然重要，而其襟怀风度也同样要紧。我既钦先生前者，尤佩先生后者。”（见周汝昌1948年7月11日、9月19日致胡适书信）应该说，这才是一个藏书家应该具有的宽广胸怀。

而且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中国近现代藏书史上，胡适也是应该重重写上一笔的。因为他开一代风气之先，发起对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研究，而且身体力行，进行此类图书的购藏，孕育了通俗文学的收藏风气。在此之前，虽然也有一些藏书家如黄丕烈、钱曾等收藏通俗文学，但多出于个人兴趣，且偏重宋元旧本，不成规模，也未能形成风气。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的展开，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通俗文学收藏成为一股新的藏书风气，改变了以往图书收藏偏重经史的格局，并出现了一些专收通俗文学的藏书家，如马廉、郑振铎、阿英等，私人收藏之外，不少公共图书馆如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也开始通俗文学的收藏，一时间，很多以前不受重视的通俗文学书籍身价大涨，成为藏书家争相购藏的珍品，这些收藏又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通俗文学的研究，形成通俗文学收藏与研究的良性互动关系。也正是为此，胡适的功劳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他本人也是有意这样培养这种风气的。比如1920年，他以50元的价格买了一套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传》，后来有位朋友告诉他：这本书买亏了，因为这是书商在黑市上以两元钱买的。但胡适并没有因此而后悔，反而颇为豁达地说：“不然。只要有人知道我肯花五十元买一部古本《水浒》，《水浒》和其他小说的古本就会跑出来了。”这正是胡适作为一个学者型藏书家比一般藏书家的高明之处。

1948年12月，胡适极为匆促地离开了北京，临走时只带走了甲戌本《红楼梦》和一些有关《水经注》的手稿，连他十分看重的《中国哲学史》中卷手稿都未能来得及带走，其藏书及大量个人资料虽已装成102个箱子，但也同样未能带出。这些藏书和资料后来分存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春，胡适立下遗嘱，其中第二条专门交代了其留在内地的藏书、资料的处理办法：“我将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离开北平时所留下请该大学图书馆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胡适的遗嘱并未得到执行，这些藏书资料到目前为止仍然分存三处，给相关研究带来很多不便。虽然有学者如陈平原先生呼吁要建立胡适文库（参见其《关于建立“胡适文库”的设想》一文）；虽然有媒体关注，比如《中华读书报》1998年12月2日曾刊登过题为《胡适藏书今何在》的文章，但并未有实际效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沧海桑田，物是人非，20世纪的大门缓缓闭上，人类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该是坦然、理性地对待历史问题和评价父祖辈人物的时候了，我们有很多工作可做，胡适藏书的妥善处置即为其中一个环节，毕竟这些藏书和资料是胡适数十年心血之所聚，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妥善处理、保存好这些藏书资料，并使其最大程度地得到开掘和研究，也是对这位历史人物在天之灵、对一段历史的一个公平的交代。

作者：淮茗 转贴自：中华读书报

读书是自古很好的学习方法。但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海量信息涌来，我们更要思考、练习、掌握好的学习方法。

     大凡读书人都希望从书中获得更多教益，但有时却因读书不得其法，读书不少却收效甚微。中国新文学先驱者胡适的读书方法很值得借鉴。

     胡适曾在《读书》中直言：“我今天根据个人所经验，同诸位谈谈读书的方法。……读书有两个要素：第一要精，第二要博。”胡适所谈虽是常识，但却能够不落俗套，常中见奇，自具慧眼。

     中国旧时的私塾教育讲究读书三到：眼到、口到和心到，胡适对此表示赞同，并有了新的体味。在胡适看来，所谓“眼到”，就是每个字甚至每字的笔画都不能简单放过，都要认真研究，不然就会闹出笑话。他举例说，西文字母一点之差其意大变，将“p o r t”看成“p o rk”就会变“葡萄酒”为“猪肉”，将“oa ts”看成“oak s”也会改“小草”为“大树”，这真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在中国历史上因一字之差而产生大笑话或铸成大错者，所在不少。所以，胡适告诫人们读书时万不可马虎，关键处一定要做到“眼到”。所谓“口到”就是“诵读”，每一字句都要念出来。这一方法有利于熟悉句子结构，也有利于体会文章的气势、风采和韵致。所谓“心到”是指用心思考和分析研究，力求做到“比较参考”和“融会贯通”。如《诗经》里“于”、“言”二字甚多，在不同地方其用意不同，如果不用心比照就会越来越乱，成了一笔糊涂账。在“心到”中，胡适还非常推崇“会疑”二字，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读书才会有大提高和大进展。

     只有“三到”读书法还是不够的，胡适认为应有第四到即“手到”。所谓“手到”就是强调多动手，这里主要包括标点分段、查阅字典和资料、作读书笔记。而读书笔记又包括四点：抄录备忘、提纲节要、笔记心得、探讨研究。“动手”不仅会帮助你开阔眼界、增强记忆，还会充分调动你的想象力与创造性，使书本上的知识变活，最终成为你自己的东西。换言之，读书是读者被书牵着走，读者再有主体性也要受到书的限制和规范；而动手时读者是主人，书却成了工具，读者可按照自己的观念思想和审美理想进行选择，这就是为什么经过自己动手的东西往往能够了然于心，甚至终生不忘。

     谈到“博”的读书目的，胡适说：“所以要博学者，只是要加添参考的材料，要使我们读书时容易得‘暗示’；遇着疑难时，东一个暗示，西一个暗示，就不至于呆读死书了。‘致其知而后读’。”至于那些只通一技一艺者，胡适认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不会太大，也难有大的作为。胡适本人就是一个读书广博的人，几乎各个领域无所不涉，他还自称自己有“书癖”。

     在胡适看来，一个人要有大学问必须“精博双修”，只精不博会一叶障目，而只博不精则好似“一张很大的薄纸，禁不起风吹雨打”。当然，对多数人来说，要做到既精又博那是十分困难的。即便是博学专精的胡适，他也说自己偏于博而失于精。1915年2月3日胡适在日记中说：“学问之道两面而已，一曰广大（博），一曰高深（精），两者须相辅相行。务精者每失之隘，务博者每失之浅，其失一也。余失之浅也，不可不以高深矫正之。”

     胡适还有读书三好。一是夜读。夜读是一种美好的享受，此时正合读书：宁静闲逸、无人打扰、自由自在。中国古人有裸身夜读者，大概深得夜读之乐。夜里时间充裕，可安心读经典大著。夜读还别有一番情调，青灯黄卷伴一杯香茗，那是何等的爽心悦目！二是喜在厕上、电车里读书。胡适读书不择环境，不讲条件，有书即读，他甚至将厕上和电车里的时间也充分利用起来。1914年7月17日胡适日记载：“有人赠我莎士比亚名剧《亨利第五》，全书三百八十余页，用薄纸印之，故全书仅广寸有余半，长二寸，厚不及半寸（英度），取携最便，因以置衣囊中，平日不读之，惟于厕上及电车中读之，约一月而读毕，此亦利用废弃光阴之一法。”三是连贯式读书。有人读书随意性太强，无一定计划，而胡适则强调读书的连贯性，这既包括读书时间不间断，也包括读完一书再换另一本。胡适读书自己规定：每日读书不少于6小时。他还说“读书非毕一书勿读他书”。

     与林语堂追求读书之乐不同，胡适立足实用、追求完美，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他完整、现实和实用的独特读书法。就好像一个志在高峰的登山者，胡适的读书方法是脚踏实地、有章有法、锲而不舍而又易见成效的。

● 王兆胜《光明日报》2001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