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故权臣之权，迄今而剥蚀几尽。
溯夫春秋战国之间，鲁之三桓，晋之六卿，齐之陈田，为千古权臣之巨魁。其时纯然贵族政体，大臣之于国也，万取千焉，千取百焉。枝强伤干，势所必然矣。洎夫两汉，天下为一，中央集权之政体，既渐发生，而其基未固，故外戚之祸特甚。霍、邓、窦、梁之属，接踵而起，炙手可热，王氏因之以移汉祚，是犹带贵族政治之余波焉。苟非有阀阅者，则不敢觊觎大权。范晔后汉书论张奂皇甫规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天命可移，而犹鞠躬狼狈，无有悔心，以是归功儒术之效，斯固然矣。然亦贵族柄权之风未衰，故非贵族者不敢有异志也。斯为权臣之第一种类。
及董卓以后，豪杰蜂起，曹操乘之以窃大位，以武功而为权臣者自操始。此后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字文泰之徒，皆循斯轨。斯为权臣之第二种类。
又如秦之商鞅、汉之霍光、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皆起于布衣，无所凭藉，而以才学结主知，委政受成，得行其志，举国听命；权倾一时，庶几有近世立宪国大臣之位置焉。此为权臣之第三种类。
其下者则巧言令色，献媚人主，窃弄国柄，荼毒生民，如泰之赵高，汉之十常侍，唐之卢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桧、韩侘胄，明之刘瑾、魏忠贤，穿窬斗筲，无足比数。此为权臣之第四种类。
以上四者，中国数千年所称权臣，略尽于是矣。要而论之，愈古代则权臣愈多，愈近代则权臣愈少。
當中日戰事之際，李鴻章以一身為萬矢之的，幾於身無完膚，人皆欲殺。
平心論之，李鴻章誠有不能辭其咎者，其始誤勸朝鮮與外國立約昧於公法咎一；
既許立約，默認其自主，而複以兵干涉其內亂，授人口實，咎二；
日本既調兵勢固有進無退，而不察先機，輒欲倚賴他國調停，致誤時日，咎三；
聶士成請乘日軍未集之時，以兵直搗韓城以制敵而不能用，咎四；
高麗事未起之前，丁汝昌請以北洋海軍先鏖敵艦，而不能用，遂令反客為主，敵坐大而我愈危，綜其原因，皆由不欲釁自我開，以為外交之道應爾，而不知當甲午五六月間，中日早成敵國，而非友邦矣，誤以交鄰之道施諸兵機，咎五；
鴻章將自解曰：量我兵力不足以敵日本，故憚於發難也。雖然，身任北洋整軍經武二十年，何以不能一戰？咎六；
彼又將自解曰：政府掣肘，經費不足也。雖然，此不過不能擴充已耳，何以其所現有者，如葉志超、衛汝貴諸軍，素以久練著名，亦脆弱乃爾，且克減口糧盜掠民婦之事，時有所聞，乃並紀律而無之也，咎七；
槍或苦窳，彈或贗物，彈不對槍，藥不隨械，謂從前管軍械局之人皆廉明，誰能信之，咎八；
平壤之役，軍無統帥，此兵家所忌，李乃蹈之，咎九；
始終坐待敵攻，致於人而不能致人，畏敵如虎，咎十；
海軍不知用快船快炮，咎十一；
旅順天險，西人謂以數百兵守之，糧食苟足，三年不能破，乃委之於所親昵闒冗恇怯之人，聞風先遁，咎十二。
此皆可以為李鴻章罪者。若夫甲午九十月以後，則群盲狂吠，築室道謀，號令不出自一人，則責備自不得歸於一點。若盡以為李鴻章咎，李固不任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