孵化器概念曾经盛极一时，深圳在2000年曾兴起一股建设企业孵化器的热潮。然而，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深圳孵化器产业化的前路并不平坦。如何突破发展模式僵化及风险投资匮乏等瓶颈，已然成为当务之急。

产业化应“民进官退”

在孵化器风行全国的时候，深圳孵化器产业也获得了较大发展，扶持、引导了许多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度过了艰难创业期。据深圳市科技局统计，截至2002年底，全市总计有27家各种形式的孵化器，总孵化面积为47万平方米，入驻企业800家以上，总投资达15亿元，其中“毕业”企业有60多家。

由于深圳孵化器大多由政府主导，其弊端在近年来的实践中日渐显现。目前，政府在孵化器中扮演了全能角色，无论机构定性还是管理人员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政府机构及其职能的延伸，几乎成为一种新的国有企业。

对此有关专家指出，孵化器设立之初需要政府支持，如建立孵化场地和创业孵化基金，对在孵企业提供有偿服务。但是，不能因此将孵化器管理者的位置交给政府，政府可以是孵化器的所有者，但经营权应交由富于进取心的职业风险投资家。

据了解，美国的孵化器大多由职业风险投资家掌管，政府人员一般只是参与董事会，负责制订政策，不过问孵化器的日常事务。许多专家在诊断深圳孵化器的发展大计时认为，首先要做的一项“功课”是政府从孵化器管理者的位子上退下来，尽量培养专业化的孵化器管理团队，“民进官退”，以此带动孵化器的专业化发展。

不能沦为房产的“二次开发”

在深圳将高新技术作为支柱产业的大背景下，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冲动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需求，蜂拥而至的中小企业直接促成了企业孵化器的设立。而政府基于对孵化器的深入认识，慢慢也将“接力棒”交给企业。企业自主创办孵化器，这是孵化器产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飞跃。

但是，人们注意到，由于企业天生的趋利导向，孵化器概念有被滥用的倾向。

目前，地产概念日益稀缺，腾空而出的“孵化器”则成为一些写字楼寻觅租户的科技招牌。这些美其名曰的“孵化器”，对入驻的中小企业只有租金上的优惠，却无法提供投融资等一系列中介服务。而这正是处于脆弱创业期的中小企业所急需的。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指出，孵化器不能作为盘活物业存量的一种急功近利的手段，它应该是一个包含大学、风险投资、信息、人力资源开发和其它知识活动在内的强大社会支持体系。一旦孵化器拥有这样的体系，它才有能力建立一个专业的咨询库，才能为入驻的中小企业量身订做商业计划，为其融资、营销甚至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意见，如此，其孵化意义才能真正凸现。

在企业孵化器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必须高度关注，即模式问题。风险投资与孵化器休戚相关。孵化器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运作。因此，深圳孵化器要重视其与风险资本所具有的天然共生性，大力发展“孵化器＋风险投资”模式。据专家介绍，在美国，联邦及州政府的股资及社区捐助创造了孵化器赖以存在的环境基础，种子资本和风险投资的介入则使孵化器成了创新机制中具有平台功效的最重要环节。

深圳北科创业有关负责人认为，只有孵化阶段的融资安排才能真正打通研发走向产业化的捷径，但目前国内风险资本更热衷于成熟产业的“锦上添花”，风险投资毫无风险可言，真正需要投资的中小企业嗷嗷待哺。因此，企业孵化器应下力气在民间资本中培育专业投资者，同时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形成一个政府、个体、银行机构投资者与风险资本并存互补的融资服务体系，彻底解决孵化器融资后顾之忧。

借力深圳大学城

在孵化器产业化进程中，专业化是必经之路。深圳早期成立的孵化器大多是综合性的，发展至现在，专业化趋势日益明显。眼下，高新区正在兴建面积为27万平方米的软件园，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已有34家企业入驻，基因生物工程孵化器也已启动。在这些专业化孵化器里，专业公司扎堆，有效培育了一个产业生态链，为处于创业初期的中小企业营造了一个“产业温室”。

然而，孵化器专业化并不是简单的几个同类型企业相加，其专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环境及人才储备。对于深圳孵化器的专业化道路，有关专家乐观认为，只要紧紧依托深圳大学城，技术人才便将源源而来。

据了解，深圳大学城一期投入约20亿元，开发近4平方公里，远期开发15平方公里。首期引进了清华、北大、哈工大三所名校，重点培养研究生。关键的是，大学城的人才培养计划将紧密结合深圳产业结构的实际需要，每年生源规模约为5000人。这对深圳而言，将是一个庞大的人才储备库。软件孵化器在专业类孵化器中独具特色，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智力投入，不需要大规模的生产设备，固定资产投入亦较小。大学城对其而言，不啻为一座金矿。业内人士建议，入驻此类专业化孵化器的企业大可利用大学城的地利之便，多接触学生、教授，获得相关学科的前沿知识，还可借用大学城的最新设备及实验室，减少开发成本。与此同时，还可以孵化器为核心构建一个孵化网络，吸纳各类机构加入，共同推动孵化器的发展。